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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哲学思想批判【中国哲学论文】

毕业论文范文网 2020-08-24 19:05:36哲学论文 22℃
中国哲学思想批判


春秋战国动乱550余年,其间战火连绵,诸侯争霸,生灵涂炭,人民遭殃,社会长期处于兵燹和混乱之中。

春秋时期始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,将首都从镐迁到洛阳。之后,郑庄公首先称霸,平王时“周郑交质”,各以太子住在对方作为人质;桓王时郑伯祝聃射中王肩,周王的军队被郑国打得大败,从此,“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”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。郑国之后,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打着“尊王攘夷”的旗帜对外扩张,形成很大的霸业;管仲死后,桓公任用小人,以至于自己死而无葬;后宋襄公短暂称霸,晋文公、楚庄王继而争霸几十年,发生过多次大战,最后在宋国大夫向戌的调停下晋楚弭兵,共为霸主,齐、秦与之结盟,其他国家还要朝贡;中原的烽火暂息,但东南的战火又燃起来了,吴王首先称霸,随后越王勾践成就了春秋时最后也是最大的霸业。到公元前474年,春秋时代结束。

进入战国时期以两件事为标志,一是魏、赵、韩三家分晋,三个大夫瓜分了晋国;二是田氏代齐,田姓长期居于相位,终于称君。战国之后,只剩齐、魏、赵、韩、秦、楚、燕七个大国,大家力量相当,谁也无法称霸。不过,实力还是有相对强弱的时候。始则经李悝、西门豹等改革的魏国力量最强,后来齐国的孙膑围魏救赵、减灶诱敌,在桂陵之战、马陵之战大败魏国的庞涓,同时,秦国打败了势力不断扩张的楚国,这样,齐国与秦国形成双雄并立的局面。但是随后乐毅率领六国军队打败了齐国,齐国差点亡国,只剩莒和即墨两地,最后田单用火牛阵收复了一些失地。但齐国还是衰落了,只剩强秦。长平一战,秦国打败了六国中实力稍强的赵国,到公元前221年,秦始皇最终扫平天下,结束了战国纷争的局面。

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各倡其说,儒家、道家、法家、墨家、名家、阴阳家、兵家、纵横家、农家、杂家等纷纷登台亮相,中华文化处于鼎盛时期。

秦始皇当政后,建立郡县制,也就是层层施控、上级命令下级的人治官僚制度(现代政治文明是法治分权的制度),同时,他采取法家的消灭文化的愚民治国态度,焚书坑儒,苛刑酷政;结果,秦祚短促。汉朝初时,吸取秦亡教训,“与民休息”,萧规曹随,采纳道家“无为而治”的治国理念,大大增强了国力。但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,中国进入了漫无止境的意识形态独尊的时代,文化趋于毁灭,民族的活力和创造性被窒息。

这就是中国的特点,国家纷乱才有文化繁荣,国家“太平”必然文化灭绝,“太平”就是政治专制、文化专制、官府垄断资源。

所幸我们有孔子、老子、庄子,否则我们无以面对人类文明。



孔子首先是个伟大的教育家,是第一位人格独立的教师。他首次向民间普及教育,改变了学在官府、官师不分的局面;他提出“有教无类”(一切人拥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)的思想,为后来的科举制奠定了思想基础,这也使得中国哲学成为大众化的知识;他主张学思结合,“学而不思则罔,思而不学则殆”;他对师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:“学而不厌,诲人不倦”;他主张以“仁”为教育的核心,让人们自爱而爱人,行“忠恕之道”:“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”,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;他提倡知仁行仁、中庸中和、“不忧”、“不惑”、“不惧”的修身要求,认为“文质彬彬,然后君子”,“君子泰而不骄,威而不猛”,“温而厉”,“恭而安”;他主张面对道义,学生不必谦让,“当仁不让于师”;他注重人格感化,率先垂范:“其身正,不令而行”;他承认学问是从学习而来的:“吾非生而知之者,好古敏以求之者也”;他重视年轻人,说:“后生可畏,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。”

如果孔子不问政治,一直做教育家的话;如果他不被后来的统治者利用,被神化,成为棍棒的话,那么,他一定是个完美无缺的人,是个让我辈仰之弥高、顶礼膜拜的伟人。

孔子奠定了科举制度的理论基础,但这科举却成为统治者巩固专制制度、避免社会对抗的工具。科举使得贵族与平民双向交流,特别是使得老百姓可能“当官”,这让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小民垂涎欲滴,自觉放弃了改良坏的制度、推翻暴政的想法。

与其说孔子是个哲学家,不如说是个政治思想家。他提出了“仁”、“礼”、“和”、“大同”等思想,目的是治理社会,扭转动乱的局势。

中国人急功近利,不做见不到眼前利益的学问。

所以,即使像孔子,其哲学理论也是支离破碎、缺乏理论深度、不成体系的,但作为政治理论家,他却是伟大的。

孔子的“仁”就是要统治者停止攻杀,时刻想到人民的利益;要诸侯贵族“能近取譬”,以己度人,站在别人的立场上为别人想一想:你想利益,别人也想,为何抢夺,为何贪得无厌?你想活命,别人也想,为何杀戮,为何不尊重别人?你不想饥寒交迫、妻离子散,别人也不想,为何让别人骨肉分离,血流成河?

孔子要统治者施仁,克己复礼,克制自己,自觉不贪不夺,讲人道,爱别人,这无疑是对牛弹琴。他不讲民众的监督、人民的主权,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、亚里斯多德等人相差甚远。

学生问孔子如何治理社会,孔子曰:“也必正名乎!名不正则言不顺,言不顺则事不成,事不成则礼乐不兴。”也就是说,他要让君臣父子、各种社会关系符合它的称号,即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”,君主要像个君主的样子,不能胡作非为,臣子要像个臣子的样子,不能犯上作乱,父亲要像个父亲的样子,不能有违父道,儿子要像个儿子的样子,不能悖于孝道。因此,孔子要求恢复周礼,对社会“齐之以礼”,实行礼治,“非礼勿视,非礼勿听,非礼勿言,非礼勿动”,使人民“贫而乐道,富而好礼”,这样就形成一个有道的社会了。

中国人治理社会流于人治,从来以“精神文明”教育为主,辅之以惩罚人的刑法。孔子反对法治,认为那是外在的强迫,不如从内心顺化、教化、奴化人民来得高明。而西方人重视法治,不相信任何人,认为权力必然带来腐化、堕落,必须对之加以监督;法治首先是保护人权,其次才是惩罚人;精神文明必须建立在法治、民主、平等、市场经济的基础上。

“礼”的运用便是“和”,儒家强调“和为贵”,“君子和而不同,小人同而不和”,君子“和而不流(不流于众俗)。”日本人自称是“大和”民族,早年宪法即规定“和”的民族精神,如今日本的企业间也是既讲竞争又讲协作,他们法人参股,各企业命运相通,同时,每一个企业内部劳资间、上下级间亦构成一个和谐的命运共同体,所以,儒家的“和”的精神在日本得以很好的体现。反观中国––––––“和”的概念的发源地,人与人倾轧,面和心不和;企业与企业出口时争相削价,致使国家损失惨重。所以有人说,一个中国人是条龙,几个中国人是条虫。

儒家信命。孔门说:“不知命,无以为君子”,“死生有命,富贵在天”,“道之将行也与,命也;道之将废也与,命也。”正因为相信命,因此,孔子相信上天委托给自己的使命–––––––“天生德于予”;“如有用我者,吾其为东周乎!”也正因为相信命,所以,不患得患失,心胸博大–––––––“知者不惑,仁者不忧”,“君子坦荡荡!”

中国人大多是命定主义者,所以,少有闯劲,少有冒险,少有抗争。

孔子信命、畏天,但不相信鬼神的存在,“子不语怪、力、乱、神”。子路问他鬼神之事,他说:“未能事人,焉能事鬼?”又说:“敬鬼神而远之”。有人问死的问题,孔子说:“未知生,焉知死?”

中国人大抵是无神论者,尽管民间有许多支离破碎的鬼神信仰。但如信孔子、关公、妈祖、灶王、土地神、八仙、菩萨等,与其说是信鬼神,不如说是以此寄托对生活、生命的留恋。

如此无超然的信仰、无纯正的宗教,有时对社会发展是有利的,但在社会剧变时期它会导致文化传统、价值观念的瓦解,所以,中国人的世俗思想、价值观很容易发生动摇、崩溃。如晋时、明末、“五四”时期、“文革”时期。

孔子说:“道不行,乘桴浮于海”,“天下有道则见,无道则隐”,“用之则行,舍之则藏”,“贤者避世,其次避地,其次避人”。可见,孔子有浓郁的道家出世思想。它也说明,中国文化的儒道互补是儒中有道,道中有儒(老子庄子也有治世的思想)。

但孔子为什么没有出世做隐士呢?隐士们讥讽他“累累如丧家之犬”,在无道的乱世还到处奔忙,可孔子回答得很好:“鸟兽不可与同群,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?天下有道,丘不易也(假若是个有道的社会,我孔丘就不参与改革了。正因为天下无道,所以,我要挺身而出!)”

可见,孔子有一种气节精神、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,有一种乐观进取、追求“道”的精神:“三军可夺帅,匹夫不可夺志”,“不降其志,不辱其身”,“志士仁人,无求生以害人,有杀生以成仁”,“志于道,据于德”,“朝闻道,夕死可矣。”

孔子追求“道”,但“道”不等于“真理”。中国人没有多少是非之心、正义感、真理意识。“真理”一词本来就不属于汉语的话语系统,是外来的。

有人问孔子:倘若儿子偷了人家的羊,做父亲的知道后是应当包庇还是揭发儿子呢?孔子答:应当包庇儿子。因为伦理高于正义!

老子说:“圣人无常心,以百姓心为心。善者吾善之,不善者吾亦善之。”也就是说,老百姓中有坏的东西,圣人也应当包容它。

庄子说:“窃钩者诛,窃国者为诸侯,诸侯之门仁义存焉。”可见在中国,有权有势的人总是霸占了仁义真理,长此以往,老百姓当然对正义之类的东西概念模糊了。所以,赵高指鹿为马,大家只好频频点头。

于是在现实中,中国人对错误的、丑陋的、恶的东西往往能熟视无睹,甚至助纣为虐。

模糊是非以至于成为一些人的修身准则,庄子提出“齐是非”,白居易要求自己“心中泯灭是非心”,郑板桥的一句“难得糊涂”风靡千百万、几个世纪的中国人。

所以,中国社会往往恶势力横行,人们一方面只顾保全自己,另一方面也不择手段地行事。

中国人没有多少正义感,但有“正气”感、“气节”意识,也就是为社稷牺牲、为皇帝效忠的思想。

孔子之后,孟子的思想成为主流,其人性本善、仁政、天人合一、天民的学说,以及“万物皆备于我”的主观主义影响深远,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思想;稍后,另一大儒荀子主张人性本恶、礼法并重、天人相分、勘天(战胜大自然)、天地人三才平等这些类似于西方的思想,反映了中华智慧的旁支,终究没有引起中国人观念的革命。

孟子之仁政学说、民本学说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作用,如朱元璋之类的流氓皇帝对他恨之入骨,撤了他的牌位;但孟子的学说的欺骗性也是很大的。

孟子重视人、民心、自我的作用,称:“桀纣之失天下也,失其民也;失其民者,失其心也”,因此他告诫统治者“老吾老,以及人之老;幼吾幼,以及人之幼”,“乐民之乐者,民亦乐其乐;忧民之忧者,民亦忧其忧”;后人根据他的思想又提出:“水可载舟,亦可覆舟”的道理。其实,老百姓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,愚民、暴政也使得人民麻木畏惧,所以,坏蛋皇帝再多,王朝往往也能绵延上百年,乃至几百年。可见,所谓载舟覆舟实为中国人的欺人之谈!

孟子还说:“人皆可以为尧舜。”此为明君清官的理论基础,人民总是如此翘盼,可现实总是昏君暴官。

孟子称: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”,他把人民放在第一位,政府放在第二位,统治者放在第三位;此理论诚可贵,可专制社会何曾做到过这样?谁不是把统治者自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呢?除非在民主社会,选民可以把不顾人民利益的统治者赶下台。

孟子又称:“尊贤使能,俊杰在位”,养“浩然之气”,此话乍一听不错,可仔细一想:何为“贤”?多数无非是溜须拍马,熟背八股的人;何为“能”?多数是八面玲珑,四平八稳的人;何为“浩然之气”,无非是效忠统治者、视死如归、两袖清风、养心寡欲的圣贤。

不过,孟子达到了中国人治社会的最高境界。

孟荀以降,出现了董仲舒这个“圣人”。汉武帝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、建立原始的儒家科举制是他的功劳,他主张以德治取代刑治,改变秦的暴政;他规定“三纲五常”,从内心奴化人民;他发明天人感应学说,提出皇权授命于天;他运用五行生克循环解释王朝更替,以“天不变,道亦不变”巩固封建道统;他根据《公羊传》中的三世说“衰乱世”――“升平世”――“太平世”以及《礼记》中的三世说“乱世”――“小康”――“大同”描绘了中国人的太平盛世梦想,其实是中国人治境界的乌托邦;他的科举倡议保证了官方意识形态的灌输,保持了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沟通,成为一剂麻醉药,使得老百姓屈服于专制统治和升官发财的梦想。

汉以降,王充的唯物主义、范缜的无神论、张载的以气为本体的学说、程颐程颢朱熹的理学、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、李贽黄宗羲王夫之戴震唐甄的反僵化儒学、反一人专制的思想等等独树一帜,成为无思想时代的彗星。其中尤以程朱理学影响深远。程朱把孔子的“仁”、“义”、“礼”、“道”等都概括为“理”,认为“万物皆是一个理”,“天下只有一个理”,它“不为尧存,不为桀亡”,“一物须有一理”,“物我一理”,“父子君臣,天下之定理,无所逃于天地之间”,他们把封建纲常伦理看作是万古不变、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。程颢更提出:“饿死事极小,失节事极大”,反对寡妇再嫁;朱熹提出: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,此“以理杀人”、“礼教吃人”不知让多少人牺牲其下呀!

程朱的同时,陆九渊(陆象山)发挥了孟子的“万物皆备于我”的唯心观点,提出“心即理”,“宇宙便是吾心,吾心便是宇宙”;后来,明朝的王阳明(王守仁)又提出,心是世界的本源,天下无心外之物,无心外之理,此“心”即“良知”,又称“天理”。所谓“良知者,心之本体。”他继承了孟子的人心本善理论,提出“致良知”,“破心中贼”;他发展了中国人的“道”“器”合一的一元论观点和世俗主义思想,提出“知行合一”,“心”“理”合一,“日常伦理即道”等。陆王心学代表了宋朝以后中国人的回归内心的倾向和人治社会崇尚“兴公灭私”的道德之态度。

古代有“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”之说。现代有“儒家资本主义”之说。其实,日、韩等的成功不能简单地归于儒家。因为这些东亚的国家和地区既崇尚儒家的“和”(如日本)、“孝”(如韩国)、“礼”(如新加坡)等,更崇尚资本主义的竞争、市场、自由、平等、民主等,而后者才是其西化后文化的内核。

历史上,儒家对经济发展是起了阻碍作用的。它鄙视劳动人民,鼓吹“学而优则仕”,它逼迫有才华的人都走上“做官”之路,孔子斥责问稼问圃的樊须为“小人”,孟子更将“义”“利”对立,这些都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。

但经过重新解释的儒家言论可以为现代的经济管理、行政管理服务。日本“工业之父”涩泽荣一首先将《论语》运用到企业管理,他开设了“《论语》讲习所”,倡导“论语主义”、“道德经济合一说”、“义利两全说”、“论语加算盘说”,认为“论语中有算盘,算盘中有论语”,即讲道德、信用可以带来物质利益,而在牟利时要讲究道德、信用。

日本东芝公司总经理土光敏夫,丰田公司创始人丰田佐吉、丰田喜一郎等人都喜欢都《论语》,丰田喜一郎还将“天地人知仁勇”用作自己的座右铭。日立公司创始人小平浪平把儒家的“和”、“诚”列为社训。日立化成公司总经理横山亮次说:“日本人的终身就业制和年功序列制是礼的思想的体现,企业内工会是和为贵思想的体现。”三菱综合研究所的中岛正树称“中庸之道”是最高的道德标准。住友生命的会长新井正明以“其身正,不令而行”为座右铭,住友的总理事小仓恒称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”是建立事业的头一个条件,也即尽本分、尽责任。松下幸之助认为,企业家要仁爱惠众,要生产出象自来水一样多而便宜的产品以回报社会。

日本人善于“洋为‘日’用”,“古为今用”,而中国人为仁义道德所束缚,专事注经训诂。



中国士大夫文化儒道互补,道家作为补结构,拯救了一大批失望于儒家理想或仕途遇到挫折的知识分子;遁身于道家后,士子们乐观逍遥,仍念念不忘平治天下,所以,孔子说:“隐居以求志,行义以达道”,老子说:“君子得其时则鸣,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。”孔明为散人时,“聊寄傲于琴书,以待天时”,刘备三顾茅庐后,他遂与刘备纵谈天下三分大事。可见,诸葛亮是在密切关注时事,隐藏着世俗名利之心的。

道家的开山之祖应追溯到楚国的开国人物鬻熊。鬻子当年归附了周文王,被封在楚,后传《鬻子》一书。鬻熊说:“发政施令为天下福者,谓之道”,又说:“欲刚必以柔守之,欲强必以弱保之。积于柔必刚,积于弱必强。观其所积,以知祸福之乡。”“物损于彼者盈于此,成于此者亏于彼。损盈成亏,随生随死。”以上说明鬻子已有“道”的思想,守柔、辩证的道家思想。

道家的历史上有一个人物叫杨朱,大家对他的争论比较大。一是争论他到底是春秋人还是战国人?二是争论他到底是独树一帜的享乐主义者还是真正的道家人物?

《孟子》中说:“杨子取为我,拔一毛而利天下,不为也”,《韩非子》中说杨朱“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……,轻物重生之士也”,《淮南子》中说:“全性保真,不以物累形,杨子之所立也。”可见,杨子是“为我”的自我主义者、全性保真的贵生主义者。但是,《列子》一书中杨朱又说:“人之生,奚为哉?奚乐哉?为美厚尔,为声色尔!”他认为人“生则尧舜,死则腐骨;生则桀纣,死则腐骨”,因此,不应抑制欲望的满足,应当及时行乐。可见,杨子又是一个纵欲主义者、享乐主义者。

杨朱典型地代表了中国人的重生、及时享乐的思想。尽管《列子》一书可能是晋人的作品,但并不影响它代表某种国民性。

列子,列御寇,又称列圉寇,传为战国郑人。居于郑圃四十年而人不知,涵光敛影,不露锋芒,超然物外,藏形众庶,御风而行。他说:“生民之不得休息,为四者故。一为寿,二为名,三为位,四为货。”列子讲述了杞人忧天的故事讽刺老百姓为此四者而奔忙焦虑。

《列子》代表了晋人的理想,反映了中国人淡泊弃利的想法。

汉初,统治者“与民休息”,奉行“黄老之术”,其时,文子之学大盛。文子,大概是越国大夫文种,也有人说是计然,即范蠡的老师,计然,字文子。还有人说,计然就是文种。1973年长沙马王堆古帛书和河北定县汉墓出土《文子》竹简,才确认《文子》其书。文子说:“无为者……,推自然之势”,“圣人者,应时权变,见形施宜。”也即以顺应自然、因循为用而治国,同时,他还提出尚贤,任能,以民为本,行赏罚,去苛政酷刑等思想。文子成为汉初萧规曹随、无为而治的意识形态的代表。

传说孔子曾多次讨教于老子,老子说:“吾闻之,良贾深藏若虚,君子盛德容貌若愚。去子之骄气与多欲、态色与淫志,是皆无益于子之身。吾所以告子,若是而已。”孔子被训,唯唯诺诺。

老子就是这样“独异于人!”显得个性突出,比人高明一等。他做过史官,博学多才,深谙历史的成败法则,提出“无为而治”的治世理论和守柔知足、功成身退、以退代进的辩证法,其影响深远。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,在世界文化名著中,译成外文出版、发行量最大的有两本书,一是《圣经》,二是《道德经》,即《老子》。有人认为,老子的思想中有很大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分,如美国前总统里根在《国情咨文》中就引用老子的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(无为贵静),说明放开管制、实行自由贸易的重要性。

老子的价值观是“知常”–––“袭明”,也就是首先要知道事物发展的规律,然后依照规律明智地行动。老子警告:“不知常,妄作,凶!”“知常曰明”,“知常容,容乃公,公乃王,王乃天,天乃道,道乃久,没身不殆。”此“常”亦称“道”,最根本的道是“物壮则老”,“逝曰远,远曰反”,“反者道之动,弱者道之用”,也就是说,“道”的规律是朝相反的方向运动,而柔弱正是“道”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。按此道理,我们做事就要从反面开始,从弱小着手。

老子说:“不敢为天下先,故能成事长”;“欲上民也,必以其言下之;欲先民也,必以其身后之”;“圣人后其身而身先,外其身(置之度外)而身存”;“非以其无私邪(不是要表现出无私吗),故能成其私”;“夫唯不争,故天下莫能与之争”;“祸兮福之所倚,福兮祸之所伏”;“贵以贱为本,高以下为基”;“厚藏则多亡(财多惹祸)”;“将欲弱之,必固强之;将欲废之,必固兴之;将欲夺之,必固予之”;“吾不敢为主而为客,不敢进寸而退尺”;“功成身退,天之道”;“信言不美,美言不信;善者不辩,辩者不善”;“大成若缺…,大巧若拙…,大辩若讷”;“曲则全,枉则直”;“大器晚成,大音希声,大象无形”……。

老子的上述言论充满了人生智慧和辩证法,但也透露出一些中国病的征兆:

一是“不敢为天下先”,于现代社会的竞争意识、首创精神不合;

二是以退为进,欲取反予,充满了中国人的诡诈权谋;

三是委屈求全,不坚持正义而退缩,反映了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的传统意识,这也就是中国历来汉奸多的原因。

老子还说:“守柔曰强”;“柔之胜刚,弱之胜强”;“天下之至柔,驰骋天下之至坚”;“柔弱胜刚强”;“天下莫柔弱于水,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”;“知其雄,守其雌…,知其荣,守其辱…,知其白,守其黑”;“强梁者不得其死”;“兵强则灭,木强则折”;“善为士者不武,善战者不怒”;“知足不辱,知止不殆”;“圣人去甚去奢去泰”;“祸莫大于不知足,咎莫大于欲得”;“金玉满堂,莫之能守;富贵而骄,自遗其咎。”

可见,《老子》一书贯穿了辩证思想、示弱兵法、柔弱策略,难怪毛泽东说:《老子》是一部兵书。老子的以柔克刚思想也正是气功、太极拳等的理论基础。但是其知足思想却是小农自给自足经济的反映,于现代市场经济是不合的。

老子有其独特的社会观、治世理论。他认为春秋时期天下大乱,是由于人人逞能、个个想当英雄折腾一番、诸侯大夫为私欲而割据杀伐的结果,所以,人们不是做事少了,而是多了:“天下多忌讳,而民弥贫;民多利器,国家滋昏;人多技巧,奇物滋起;法令滋彰,盗贼多有。”于是,统治者首先应当废除这一切,实行“无为而治”:“绝圣弃智,民利百倍;绝仁弃义,民复孝慈;绝巧弃利,盗贼无有”;“不尚贤,使民不争;不贵难得之货,使民不为盗;不见可欲,使民心不乱”;“我无为而民自化,我好静而民自正,我无事而民自富,我无欲而民自朴”;“治人事天,莫若啬(少做)”;“以正治国,以奇用兵,以无事取天下”;“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,行不言之教”;“取天下常以无事,及其有事,不足以取天下”;“民之难治,以其上之有为,是以难治”;“天下有道,却走马以粪(让战马停下施肥);天下无道,戎马生于郊”;“无为而无不为”;“无为故无事,无执故无失”;“为无为(以无为当作有为),则无不治”;“为无为,事无事,味无味。”

由“无为”,老子进一步提出去智、愚民、返璞归真的道理:“以智治国,国之贼”;“智慧出,有大伪”;“民之难治,以其智多”;“是以圣人之治,虚其心,实其腹,弱其志,强其骨,常使民无知无欲”;“常使民无知无欲,使夫智者不敢为也”;“常德不离,复归于婴儿”;“见素抱朴,少私寡欲”;“含德之厚,比于赤子”;“圣人皆孩之”;“非以明民,将以愚之”;“绝学无忧”;“我愚人之心也哉!”

老子的上述无为而治的思想固然有先进的自由主义成分,其返璞归真的思想也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,可是其否定法治、否定技术的思想,其反智主义、愚民主义于建立现代中华文明都是极其有害的。

老子提出了“道”的自然哲学:“无名,天地之始;有名,万物之母”;“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”;“天下万物生于有,有生于无。”按照现代宇宙大爆炸理论,可以得下列图示:

无名→有名→万物

道→1→2→3→万物

无→有→万物

潜物质→原始物质(时间0开始大爆炸)→万物

也就是说,老子所说的“无名”、“道”、“无”有如“真空”概念,并不是“什么都没有”,而是存在着“潜物质”,时间为0时,潜物质显化为“有”、“一”,爆炸为宇宙万物;其中,“二”指分化为阴阳两种物质,“三”指阴阳交合产生第三者,于是万物繁衍。

老子不愧为是天才的思想家,他“猜”(直觉)到了大自然的奥秘。

中国人就是这样,往往有直觉,而无推理深化。

一般来说,老子反对战争,称“兵者不祥之器,非君子之器,不得已而用之”;“以道佐人主者,不以兵强天下”;“夫乐杀人者,不可以得志于天下”。他之所以不主张用兵,是因为他目睹了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:“师之所处,荆棘生焉;大军过后,必有凶年!”

老聃反对战争,可是又没有提出防止发生战争、防止战争侵害的任何措施。

老子是一个谨慎的处世者、聪明的做事者,他说:“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,处其实不居其华”;“善行无辙迹,善言无瑕摘”;“和其光,同其尘;挫其锐,解其纷”;“知人者智,自知者明”;“宠辱若惊”;“圣人被褐怀玉(穿着破衣服,怀揣美玉,比喻怀才不露)”;“天下难事,必作于易;天下大事,必作于细”;“为之于未有,治之于未乱”;“慎终如始,则无败事”;“圣人犹难之(重视困难),故终无难矣。”

老子不愧为智者,是最聪明的中国人!而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一群,同时也是最诡诈的一群,由此推之,老聃为世界智神无疑。

人们评论道:老子贵真疾伪,忧国忧民,爱发牢骚,好说反话,善用比喻,雅俗并举。他还好作惊人之举,如“治大国”这样严肃的主题他却只用“烹小鲜”来比喻;他喜欢“未知牝牡之合”的“赤子”,但竟然用“朘作”(阳具勃起)这样的不雅的比喻。他还骂统治者为“盗竽”(强盗头子),而自称“愚人”。老子真正是扑朔迷离、怪诞智慧的独行侠呀!



道家的老子是策略派,不是教人隐遁,而是教人改变生活的策略;庄子是境界派,也不是教人遁世,而是教人提高人生的境界。

庄子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。他的反传统思想与尼采的思想接近,他的反异化思想与萨特的思想相象,但后者比他晚两千多年;他的哲学影响了佛教,成为禅宗的主要思想来源;他奠定了中国艺术(山水画)、中国文学(田园诗)的基础,他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、心理和民族精神(如阿Q精神),代表了中国文人的理想(如精神自由、天人合一)。

庄子处在“天下大乱、圣贤不明、道德不一”、“以强凌弱、以众暴寡”的天崩地坼的社会大变动时代,他这样描述道:“仁义之端,是非之途,樊然淆乱”,“无耻者富”,“人者厚貌深情”,“窃钩者诛,窃国者侯,诸侯之门仁义存焉”,“千世之后,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”,“凡人心险于山川”,“今世殊死者相枕也,桁杨者相推也,刑戮者相望也”,所以,庄子感叹“人之生也,与忧俱生”,“生为附赘悬疣,死为决患溃痈”。于是,他竭力逃避现实,“以天下为沉浊”,追求精神自由、天人合一、超脱隐逸的“天放”、“神人”生活。他“傍日月,挟宇宙”,“独往独来”,“独与天地精神往来”,“乘云气,御飞龙,骑日月,游乎四海之外”;他想象如大鹏作“逍遥游”,如姑射神人“不食五谷,吸风饮露”;他“奔逸绝尘”,“自藏于畔”,“心与天游”,“天人契合”:他弃世无累,“栖之深林,浮之江湖”,“彷徨乎尘垢之外,逍遥乎无事之业”。庄子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啊,逃避专制现实,躲到堂而皇之的乌龟壳里,逍遥自在!

中国文化的儒道互补实际上是统治者的专制与老百姓的愚昧、知识分子的退避互补。

庄子说:“至人无己,神人无功,圣人无名。”如何达到这样的境界、获得精神自由呢?他认为,对待生死寿夭,要齐生死,“方生方死,方死方生”,“生而不悦,死而不祸”,“古之真人,不知悦生,不知恶死”,“万物一府,死生同状”,“寿则多辱”,所以,生死寿夭不必多虑。对待富贵贫贱,要齐贫富,“富则多事”,何必去追求呢?“鹪鹩巢于深林,不过一枝;鼹鼠饮河,不过满腹”,何必要占有整个森林、整个河流呢?对待得失毁誉是非,也要齐是非。如果把得失看作是“藏天下于天下”,就不会患得患失了;毁誉也要“两忘而化其道”,“举世誉之而不加劝,举世非之而不加沮。”因此,庄子说:“不乐寿,不哀夭,不荣通,不丑穷。”这既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“宽容万物”,“兼怀万物”,心胸博大,也反映出了根深蒂固的阿Q精神。

即使像庄周这样的超脱的人也摆脱不了世俗的羁绊,这正是中国人的超切主义生活态度(而不是西方人、印度人的向宗教的超越)。庄子即是主张在现实中隐,他说:“吾将曳尾于涂中”;“我周旋于亿万人间,如处独焉,如蹈虚焉。御至纷如至少,视多事为无事”;“古之所谓隐士者,非伏身而弗见也,非闭言而不出也,非藏其知而不发也”;“遭治世不避其任”;“入其俗,从其俗。”

要在世俗中隐,就要收敛光芒,学习燕子的处世法则,不惹人注目:“入兽不乱群,入鸟不乱行,鸟兽不恶,而况人乎!”同时,隐逸于俗又不要失其内在的独立性:“外化而内不化”,“其声销,其志(独立人格)无穷。”

中国人的聪明智慧都用在了如何在乱世保全自身、适应世俗上,不会想到如何避免乱世的出现。

像老子一样,庄子也主张有技巧地生活:“为善无近名,为恶无近刑,缘督以为经,可以保身,可以全生,可以养亲,可以尽年”;“进不敢为前,退不敢为后”(比老子的“不敢进寸而退尺”,“后其身而身先”更为狡猾),同时,他又反对使用谋略:“无以巧胜人,无以谋胜人,无以战胜人!”

庄子使用的是不露痕迹的最高谋略。

庄周是相对主义者,他认为事物的属性都是由主观认识决定的,而不是客观性质决定的,所谓大小、长短、好坏、美丑、生死、男女等,从“道”的高度来看待,都是等同的;因此,他反对“有畛”,反对象猴子一样无事自扰地区分“朝三暮四”与“朝四暮三”(庄周故事:给猴子橡子吃,早上三个晚上四个猴子不干,早上四个晚上三个猴子大喜)。他“齐万物”,认为“天地一指,万物一马”,“物无贵贱”,“直木先伐,甘井先竭”,“万物齐一,孰短孰长”,“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,而泰山为小”,“是亦彼矣,彼亦是矣,彼亦一是非,此亦一是非”,“以差观之,因其所大而大之,则万物莫不大;因其所小而小之,则万物莫不小”,“以趣观之,因其所然而然之,则万物莫不然;因其所非而非之,则万物莫不非”,“以功观之,因其所有而有之,则万物莫不有;因其所无而无之,则万物莫不无。”

庄子如此混淆“是”“非”、“有”“无”,也是中国人的是非感淡薄的一个反映。

反仁义、反文明、反异化是庄周的社会观的主要内容。他认为儒家的圣人、贤士、智慧、爱民、仁义等皆不足取:“圣人已死,则大盗不起”;“绝圣弃知,大盗乃止;摘珠毁玉,小盗不起”;“举贤而民自乱,任知则民相盗”;“天下每每大乱,罪在乎好知”;“爱民,则害民之始也”;若讲仁义,盗贼也有仁义:“夫妄意室中之藏,圣也;入先,勇也;出后,义也;知可否,知也;分均,仁也。”可见,仁义是虚伪的,“诸侯之门仁义存焉!”

庄子看到了文明的负面,认为随着“文明”的进化,人类的发展迷失了方向,造成了机谋、欺诈、诱饵、陷井,人往往死于别人的机关暗算。为避免“中于机辟,死于网罟”,庄子要求回到“卧则居居,起则于于,民知其母,不知其父,与麋鹿共处,耕而食,织而衣,无有相害之心,以至德之隆也”;“山无溪隧,泽无舟梁”;“行而无迹,事而无传”;“居不知所为,行不知所之”的原始社会。

庄子还有强烈的反异化思想,也就是反对人与自我、人与本性的分离,反对人被外物所驱使、控制,迷失在社会之中和金钱、名利、灯红酒绿之中:“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。小人则以身殉利,士则以身殉名,丈夫则以身殉家,圣人则以身殉天下,故此数子者,事业不同,名声异号,其于伤性,以身为殉,一也”;“今世俗之君子,多危身弃生以殉物,岂不悲哉!”“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,盗趾死利于东陵之上,二人者,所死不同,其于残生伤性,均也”;“今世之人,居高官尊爵者,皆重失之,见利而轻亡其身,岂不悲哉!”“人为物役,心为形使,终生役役而不见其成功,臬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,可不哀邪!”所以,庄子要求“物物(控制外物)而不物于物”,“不以物挫志”,“不以物害己”,“不累于俗,不饰于物,不苟于人”,不“丧己于物”,不“以物易其性”,不“以仁义易其性”,应“形体保神”,“法天贵真”,保持人格的纯洁性、独立性。

庄子是“欲复归根”,在为人类寻找归宿、根柢、精神的家园,寻找文明的“旧国旧都。”

西方是在物质生产高度发达后,现代社会物欲横流、纸醉金迷、机械化劳作的背景下由马克思、尼采、萨特、马尔库塞等人提出反异化的,而中国人在物质生产极其不发达的二千年前就开始反异化,导致了经济的落后,人民生活的贫困化。

中国文化从各个方面否定“利”。

老庄之后,魏晋“玄学”大盛,王弼、向秀、郭象尚“无”;嵇康、刘伶、阮籍“任我”,行为放荡;王衍、乐广为主“清谈”;王导、谢安主“风流”;皆为道家之发展,世称“新道家”。

“专制令人冷朝”,道家、新道家是对儒家的冷朝。



中国思想流派中的墨家对历史的影响很值得我们玩味。

墨家的创始人墨翟,约生于公元前479年,卒于公元前381年,可能是鲁国或宋国人。墨子为武侠,其“兼爱”思想是武侠“有福同享,有难同当”精神的延伸,“尚力”更是武士精神;尚贤、尚利、节俭、非攻、非命反映了低层人民的平等、功利、和平和改变命运的要求,尚同(主张一致行动)则代表了武士团体和专制社会的统一意志的要求,天志、明鬼反映了民间社会的鬼神信仰。

墨家主张“兼相爱,交相利”,“周爱人(爱普遍的人)”,要求人们“视人之国若视其国,视人之家若视其家,视人之身若视其身”,认为只要这样做就能平息长期的动乱,因为“乱自何起?起不相爱。”可见,墨子与孔子一样,构筑的是人性本善的道德城堡、空想乌托邦。

不过,墨子关心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,与“耻于言利”“义利对立”的儒家相反,他以“观其中(合乎)国家百姓人民之利”为检验事物的标准,主张“务求兴天下之利。”墨子还以功利主义解释“兼爱”,认为“爱利万民”,“爱人利人生。”

墨家进一步提出“节用”、“非乐”的思想,反对贵族的奢侈浪费和享乐主义,因为对于“饥者不得食,寒者不得衣,劳者不得息”,必须“强力疾作”的劳动人民来说,统治者美食华服、大兴土木,儒家厚葬礼乐之类,使得“民力尽于无用”,是应当制止的。

墨家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呼声,所以一度十分显赫,《孟子》中有“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”之说。

墨家门徒组成了一个能够采取军事行动的武士团体,其首领叫“钜子”,他对成员具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,墨子是第一任钜子。他们曾帮助受到楚国威胁的宋国进行军事防卫,墨翟还亲自到楚国游说,劝说罢兵成功。

墨家团体的组织原则是“尚同”,即统一思想、统一意志、统一行动、绝对服从。他们还有严格的墨家之法,严厉处罚违背墨家之法的门徒。

墨家实际上代表了小生产者的利益,也反映了小农基础上的中国主义的专制之必然。

墨家片面强调感性经验,否定理性理论,称:“闻之见之,则必以为有;莫闻莫见,则必以为无。”凡事都要“取实予名(按照实际形成概念)”。当代则有人把“实践”抬高到检验所有科学真理的基础地位,这实际上是否定了抽象思辨,照此说法,现代科学的许多先导性独创理论就不是真理。譬如,二进制、图论、数论、群论、量子力学等许多理论当初是没有“实践”基础的。

墨家及其后学还有许多民粹主义、经验主义、空想主义,以及反抽象知识、反知识分子的论调,如清朝的颜元说:“读书人便愚,多读更愚”,“读书愈多愈惑,审事机愈无识,办经济愈无力”等等,这些都说明了墨家人物的无知、小农眼光的狭隘和墨家理论落后性。

毛泽东以墨反儒。哲学家李泽厚曾指出:为了避免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社会和伦理的祸害,毛泽东力图通过发掘本国文明中的资源,以一种独特的民族方式绕过工业化文明,直接进入后工业化社会,因此,他主观地美化农民、崇拜农民,以传统农业社会作为超越的理想基础。他曾经率领农民以土枪土炮打下了中国,他认定用土高炉、土技术也能建设一个现代化。他不再相信西方积累了几百年的工业社会规范,反过来迷信中国传统中那种自发的小生产经验。他象墨子一样执着于经验理性,沉耽于兼相爱、交相利的大同空想,并将理想的实现寄托于信徒们“摩顶放踵”的殉道精神上。

一方面是宏伟瑰丽的奇思异想,另一方面是自我封闭的知识结构。一方面是反抗传统的豪迈气魄,另一方面又是被摆布于传统之间的思维心理。这就构成了“大跃进”和“文革”的设计者以墨反儒、以传统反传统的矛盾心态。毛泽东打断的不是传统,而是中国现代工业文明的进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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